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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6日 15:08

 

    王立根:想清楚再写,我总是这样要求同学,可是多数同学不善思考,看到一个题目,没想清楚,匆匆下笔,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这是作文的常见病、多发病。您的话使我们豁然开朗。是的,作文要想写好,首先要始终保持良好的观察状态、思考状态。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人,一个视野开阔的人,内心世界丰富的人。您对一个话题作文,能那么快地展开联想,能多方位、多角度的思考、判断,这非一朝一步之功,靠您长期的阅读、思考、观察所培养出来的能力。中学生在构思作文时大都停留在一个层面上,缺少独特的发现,独特的构思。就从这一则的话题作文看,我们最多的是从故事的主人公托比身上做文章,要么歌颂托比的执著求真,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要么嘲笑托比的迂腐,作无谓的牺牲。如果我们从托比角度想,还从柏拉围角度想,从托比妻子角度想,还从老虎角度想,从芸芸众生角度想,在大脑里掀起了思维的风暴,这样的视野和角度就开阔多了,写出来的文章肯定就不一样。因此,善于运用发散性的思维,对中学生朋友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说文

    “中学校长推荐,并不是说校长一推荐最后有个结果,推荐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中间还要经过各方面考察和监督。另外,我们也会长期地去考虑这个推荐制度的可行性。”刘明利表示。

    “毕姥爷”之所以从央视的春节晚会上走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有着“毕姥爷”生存的丰厚土壤。当没有家庭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挥汗奔波的时候,有的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就已经走进了公务员的序列。如果从入学到就业都充斥了社会不公,试想,老百姓的子弟岂止是象何川洋被弃录后痛哭流涕。

    (3)浙江卫视“公民行动”栏目2007年11月全新改版。经过第一季的“实现公益梦想”、第二季的“传播公德理念”后,第三季的栏目全新定位为“感受生命温度,彰显行动力量”……(《新闻实践》2008年10月22日)

    善教者,能运用教材、教具、手势给学生带来思考,让学生在思考中表现自己。尼尔戏说的最不好教的学生,就是乐于在思考中表现自我的一类学生。他们爱发问、反问并非“糟糕透了”,而是学得生动活泼;学生爱问勤思,也是尊重教师劳动、热爱老师的最高境界。让学生正襟危坐,不敢越雷池一步,思想禁锢得只习惯统问统答“是”或“不是”,是不足取的。诚然,“不好教”的孩子,在课堂上滋润他们“一滴水”,教师需要“一桶水”、“长流水”的储备,才能应对他们海阔天空的提问;而“最好教”的孩子其实最难教,要擦刷这些孩子思维的“铁锈”,点燃勤学好问的火焰,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更需要教学艺术、教育机智,还有心灵的抚慰。尼尔访问过16个国家,至少见多识广,不会不辨好教与不好教的真谛,说中国的孩子最好教,不过是恭维中国官员的一种幽默罢了。

    最近,余光中先生鉴于台湾学生的中文能力每况愈下的实际,为维护年青一代的文化继承权,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的文化讲坛上急切呼吁:“现在的媒体跟过去不一样,读者都变成了观众和听众,但是读者和观众毕竟是不同的,读者读一本书是有所参与的,借由文字细细体味文章,只有好好把握了文字才能把文章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读懂。因此怎样把年轻人拉回来做读者是很重要的。”“把年轻人拉回来做读者”,很难但也很容易。难,是因为电脑与影视科技的优势和诱惑太大了;容易,是因为对于养成了良好读书习惯的年轻人来说,读书之魅惑甚于影像媒体。如此一说,则答案自在其中———引导、培养读书兴趣和习惯,须从孩子抓起。

    不要把高考和新课程对立起来,不要说新课程最大的障碍就是高考

    马加爵之类挥铁锤杀人固然可怕,但毕竟就那么几个,比之更可怕的是面对学生那一双双呆滞冷漠的眼睛和一颗颗冷酷的心!某校一名女生轻生,遗体躺在教学楼边。在等待警察和法医的两小时内,学校的其他班级竟然照常上课下课,照样大声朗读外语……一切如常。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敢想。

    当然,回到当下就现实而言,“4%目标”果能今年实现,虽然显得“迟到”,但老实说也是颇有难度。难度在于,目前我国GDP仍保持高速增长,因此要兑现“4%目标”,教育投入势必需要以更高的速度大幅增长。依据不久前的数据调整,2008年全国GDP为31.4万亿,比原先统计增加了1.34万亿,那么,2008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实际上达不到3.48%,而只有3.32%。这意味着,实现4%目标,至少还要再增加0.68个百分点。而客观在于,2009年我国GDP为335353亿元,2010年即使只维持9%的增速,GDP总额也将达到36.5万亿,4%就意味着1.46万亿的财政性教育投入,较之2008年的1.04万亿,整整增加超过4千亿。两年4千亿的教育投入增值,以全国大中小学生总数3亿计算,人均增加1千多元,无疑相当可观。

    广东:我们生活在常识中,常识与我们同行。有时,常识虽易知而难行,有时常识须推陈而出新……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生活中与“常识”有关的经历或你对“常识”的看法。自拟题目,自定写法,不少于800字 。

    “树叶、小草在小学教材里出现了多少次了!居然还有庸俗的牡丹!”郭初阳语气激烈。他指出,作者如此“写实”,立刻将孩子对于“冰花”的想象固化。“小学教材的编撰者穿了小孩子的衣服,脸蛋涂上了宝宝霜,伪装成儿童腔,却强奸着儿童的思维,固化着孩子们的想象,妨碍着他们判断事物的能力。”

    在灾区,同样书写着爱的篇章。灾区干部群众积极展开自救,救援人员在震区高海拔、高寒地区的恶劣环境中,克服高原反应,顶着夜晚零下三度的寒冷,搜索不息,救援不停。这里,一个又一个传递大爱的故事正在发生:青海玉树州应急办主任普布才仁强忍母亲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之悲痛,奋力战斗在抗震抢险一线;玉树县第三完全小学数十名教师徒手挖掘废墟,硬是从死神手里抢回了几十个年轻的生命;当供应中断,粮食供给不足的时候,武警部队从自己口粮中挤出粮食来,为群众煮粥……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中,学生的思维被调动起来,处在一种高度紧张和深度开发的状态。常言到“急中生智”,说的正是此理。而教师的教学机智,教师在语文课堂中的必要和重要于此可以看见。

    ——编者

    1.识记 A

  最近,国内众多学者大力倡导“新语文读本”,希望通过民间的努力,改造我们的中文。这一努力如果成功,将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

    而且,教育的价值并不仅仅是通过培养人才为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做贡献,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兴国”和“强国”。在现代社会,公平地受教育是公民的一种基本权利。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活力、竞争力、和谐幸福程度。

    中国确应重新审视、更加重视和大力改进“教育立国”的方针和若干具体体制、制度。这里有机制问题,也有投入问题。因为,有些机制问题,也是投入不足而使之存在乃至变得十分突出的;有些问题还是投入不够到位而使之难于改进和解决的。例如,若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以及给予教师的待遇较高,对教育中利润驱动的逐利行为的管理阻力就会减小;若国家、社会对各行各业及其“状元”的利益分配体现其应有价值,“行行出状元”的现实才能为更多的人所信服和追求,“唯有大学高”的社会传统观念,才会逐步改变。

    北京知春里中学的于爽苹老师认为,暑期阅读与平时阅读不同。平时我们可以把一些比较熟悉而有用的书放在床边,如颜氏家训、林语堂大师的散文等等。但在暑期,老师可以读点新的书,当然也可以结合老书一起读。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新书还是旧书,我们阅读的都应该是第一手资料,而非《刘心武谈红学》、《易中天品三国》等书籍,否则思考在阅读中的价值就无法体现。

    原以为责任只是心中的束缚,处处缠绕我们,现在方然明白,它总以神秘的魔力濡养每一个人。

  近日,一篇博客《我的文章成了高考题,而我却不会做》在网络上传播,引起不少网民对出题人甚至高考的抨击。本报发表于2008年12月24日的《寂静钱钟书》被选为福建省2009年高考语文阅读题,作为作者的本报前实习生周南(化名)自己试做了一遍题,总分15分中只拿了1分。尤为荒谬的是,一个被作者认为“说出了我内心最真实意图”的选项,参考答案却是错的。(10月28日 《中国青年报》)

    一诺千金四十年,男儿侠义在双肩。感天动地朱邦月,长驻真情在世间。

    王旭明:

    曾几何时别的学科都是必要的,母语教育却成了首先要减负的“负担”。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持有这种观念和意识的做法,只能唏嘘感叹。一位有识之士指出:“现在很多学生往往以人文知识的缺失为代价来换取专业学科知识的高积累。在专业知识的高墙之上,却面临心灵闭锁、沟通障碍和情感脆弱等人格危机。”不重视人文教育,所带来的后果恐怕还不仅仅如此吧?看看都德《最后一课》中是怎么说的:“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一个国家、民族的语言,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载体,离开了本民族的语言,就等于抽去了民族文化的脊髓,更何谈传承民族文化的传统?

    蒋庆:浮躁心态是心灵缺乏安顿、生命没有归宿的表象之一。中国一百多年来文化衰微,出现了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调失”现象,即老文化崩溃,新文化又没建成,使中国处在“文化真空”中,而“文化真空”必然会带来中国普遍存在的“心灵空虚”与“信仰危机”,就是我常说的中国人“灵魂在飘荡”。我们知道,人类生命的安顿古今中外都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文化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人的生命,离开了特定的文化就不可能存在抽象挂空的超越神圣的信仰与价值,比如西方人的生命是通过基督教文化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的。怎么办呢?解决之道就是复兴儒学,通过儒学中所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历史上的中国人把儒学称为“身心性命之学”与“安身立命之学”,用今天来话说就是解决人生信仰、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之学,儒学中所说的“达天德,立人极,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三不朽、返心复性致良知”等,都是通过儒学体现的超越神圣信仰与价值来安顿生命。所以,要解决今天中国人生命无处安顿飘荡无归的状况,只有复兴儒学,在儒学中来安顿中国人的生命。

    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课程呢?一位家长坦言:“我真为孩子担心!我家条件很好,孩子从小不用表达什么,我们就把他要的东西准备好了。这几年一直让他学习,一个高三补课我们就花了10万!现在孩子终于考上大学了,可他天天在屋里玩电脑,几乎连话都没有,我发现孩子对异性表达有问题,而且不敢在众人面前讲话。我希望通过一些训练,让孩子外向一些。”

    没有距离感让考生放松

    对照民间版与官方版的高考改革方案,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说分层次录取,高校自主招生等等。

    她说,开学第一天,全班每一个同学都要向老师填表申请学文科还是学理科。之后学生们虽然还是在同一个班上课,但选择文科的学生,理科考试成绩不再要求;选择理科的学生,文科考试成绩不再考核。

    (1)符合题意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说,“他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导读者,以自己对祖国的思考、对民族的期待、对生命的真诚,在一个世纪的漫长征程中,引领人们打开了中国文化通向世界的大门。” 修身

    在余志和看来,任洁的离开并不奇怪,“因为学习成绩跟不上而离校,一直很普遍,高峰期往往是高一下学期。”任洁只是将她的决定推迟了两年。“初中考试结束,一部分学生被分流至职业中学,另一部分学生进入了高中。由于高中课程难度比初中增加了很多,一些学生发现跟不上,就会选择离开,高一下学期走的人最多。”离校的学生去了哪里?“大多在家里玩吧,也有偶尔出去打打工的。”

    对于1020万考生及其家长而言,过去的两三天,是他们十几年来一直为之努力、辛苦准备、满怀期待同时又略带不安和思虑的几天。尽管录取率的不断提高,已让“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一考定终身”也不再是一些人的唯一选择,但对于大多数考生——尤其是寻常百姓的孩子、身处社会底层的人群而言,高考依然是他们改变自身命运、实现梦想的难得途径。

    1978年2月5日,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报请中央批准将一批编辑出版干部正式调入北京。邓小平同志在看到这份报告后,2月10日就迅速作了明确批示,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之后,教育部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调了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

    现实中的很多人(教师)喜欢以“辛勤的园丁”来比喻教师,但这种比喻的后果会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园丁的工作几乎按照其个人意志、审美观念进行操作,寻求的是人工的雕饰和整齐划一,有大量造作的痕迹。读过龚自珍《病梅馆记》这篇文章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一文中所描述的、所批判的恐怕正是我们广大教师正在做的,我们难道不为学生和教师感到悲哀吗?学生是园中的花、圃里的草,是祖国未来的栋梁之木。如果园丁只是辛勤地施肥浇水,让花草树木顺其自然、顺其天性地自由发育、生长,也许会生出一片森林来,但是,园丁手拿着锄、拿着刀、拿着剪……同样,教师往往按照统一的追求、统一的规格标准、统一的审美需要去耕耘,去铲除,去修剪。学生是被动的、被迫的,在“园丁”的照顾下,不允许有自己的自由和个性。这样,本想培育的所谓栋梁之材,砥柱之木,难免成为供人玩赏和摆设的盆景。即是说,在这一比喻的背后,反映出一系列的、至今仍很少为广大教师所意识到的问题。强调共性,以极端的共性来扼杀个性,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果教师的工作像机械生产产品一样仅仅注意一个型号、注意一个共同的要求与标准,不是从千变万化的各个对象的个性出发来因人施教并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那么,教师越是辛勤,其害处就越大。更何况,人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发展潜能,社会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教育就是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需求出发去建立自己的目标。而将教师喻为园丁往往使学生的潜能,学生的兴趣,学生的愿望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许多学生在园丁的“修剪”下将童年时代的情趣、个性早早地磨灭了,消失了,在园丁的辛勤工作中,无数个性鲜活的学生被“塑造”成了整齐划一的“人才”。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教师的悲哀。在呼唤创新的今天,教师的社会形象及社会作用,还仅仅只是园丁而已吗?

    “60年奋斗下来,我们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学上,都能上得起学,教育公平迈出了重大步伐。”周济说。

   (3)36~50人,=1.0

    “为什么教育公平存在问题,一是各地区教育设施硬件建设标准不一,二是师资、管理等软件建设也存在地区差异。”杨兴平认为,从校园设施等方面来讲,城乡学校一建好就天然有了好坏之分;此外多年来长期形成的追逐“名师名校”,让好的师资和管理者多集中在城市,这种不对等导致的“马太效应”更加剧了双方差距。

  

    一旦出现了此类公共事件,我们总喜欢从社会根源、财富分配以及社会公正缺失等方面寻找原因。进而得出凶手如何如何值得同情,公平发展如何积极推进落实等。

    教育部官员透露,规划纲要将在今年8月左右向社会公布初稿,届时里面将对“文理分科”问题有表态。

    “雷点”之一:老师批评学生原来需要教育部授权!

    4时30分,北京医院,93岁的任继愈先生静静地合上了双眼;4个半小时后,在301医院,98岁的季羡林先生驾鹤西去。

    中国教师报:现在很多学校都声称自己是在搞素质教育,其内容和形式五花八门。你们为什么把公民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

    《21世纪》:袁所长刚才提到,在努力实现公共教育资源平等分享的过程中,要承认差异,尊重差异,为不同人有个性的发展和创新拔尖人才的茁壮成长创造条件。但在目前大家对优质学校看法如此单一和同质(就是升学率)的情况下,怎样理解特色发展,怎样为学校特色发展创造条件?

   2.与授课班级内学生人数有关的

    记者:那么,中小学教师和规范科研工作者教育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按照当年公布的方案,广东省实行“3+文科基础/理科基础+X”方案。其中,“3”为语文、数学和外语。“文科基础”、“理科基础”全部只考新课标的必修课内容。“X”为选考科目,有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音乐术科、美术术科、体育术科等9门学科,任选一科。选考科目X的设置,打破了传统高考统一命题、统一科目的旧框架,学生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体现了高中新课程理念中所强调尊重个体差异、多样性的特点,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特长、爱好来选择考试科目。

    他说他清楚地记得,老师说了这篇论文存在的3个问题:字数太多、与所学专业无关和格式不符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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